【行业要闻】《物里中华》:探索民族出版新范式的生动实践

作者:吕亚尼       2025年11月17日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在十余年的民族出版生涯中,笔者始终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藏族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工作。从《藏族美术集成》的丰富艺术展现,到《〈格萨尔王传〉大全》的史诗巨著,从《百部藏汉文学名著互译丛书》的文化交融,到《晶珠本草手绘图谱》的医药智慧,笔者始终以传承和弘扬藏族文化为己任,并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普及给更广泛的受众。

然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传统民族出版亟须打破固有的“民文出版”框架,拓宽读者群体,搭建起多层面的文化交流平台。为此,我们不仅要继续深耕藏族文化的深厚底蕴,还需积极探索新的传播途径,创新叙事方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重构历史资料。同时让更多不同背景的读者能够接触、理解和欣赏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此,笔者认为,传统民族出版应当努力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文化对话桥梁,通过创新的出版形式和多元化的传播手段,让藏族文化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这不仅需要出版人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还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多媒体等,为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选题策划,契合自身编辑理念的惊喜之作

 

2022年冬,我再次拜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简称“藏学所”)霍巍教授,得知藏学所老师应《中国民族》杂志的邀约,为“史话共同体:专题——文物考古实证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专栏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笔者意识到这正是新时代民族出版的破题之作,于是与藏学所副所长张长虹研究员沟通,阅读初稿后,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可以通过图书形式全新呈现,而且与笔者的出版理念十分契合。上报社里后,得到了社长泽仁扎西的大力肯定和支持,让笔者继续跟进,尽快落实出版。

经过对系列文章的仔细梳理,并对市场上相关大众读物的爬梳,我们有了初步规划,可以将原来的文章继续扩展,增加代表性的文物和遗存,从新时代大众读者的角度出发,从我们日常关心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每个人所面对的具体细节,还原到生活实际,整体增加条目数量,按照生息之所、物里同心、窟寺辉映、心之所向、艺术相融、古道相通6大方向分类,以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更多的西藏文物和考古发现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广大读者,了解文物所反映的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成就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书名定为《一文一物话西藏》(后增加主书名“物里中华”),并将该书列为四川民族出版社重点选题,后又申报并成功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选题还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全书以400余页篇幅、60件文物、180幅图像,将雪域高原千年文明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脉络中,其出版过程亦成为探索民族出版新范式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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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著,霍巍/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社供图)

 

选题立意,从“物证”到“共识”的出版转型

 

传统涉藏出版物多聚焦单一文化阐释或学术研究,而《物里中华——一文一物话西藏》(简称“《物里中华》”)的核心突破在于以文物考古实证重构历史叙事逻辑。

本书精选卡若遗址双体彩陶罐、阿里“王侯”汉字织锦、唐蕃会盟碑等关键物证,揭示3条历史主线。文明同源之证:昌都卡若遗址粟作农业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相似性,印证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与中原的农业技术交流;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融合汉晋丝织工艺与中亚装饰风格,体现青藏高原作为欧亚文明交汇节点的特性。治理传承之链: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玉印、清代金瓶掣签制度文物,实证中央政府对西藏行政管辖的连续性;历世达赖喇嘛册封印信的系统梳理,揭示“政权大于神权”的政治传统。生活交融之景:清代“王子装”官礼服将中原鹤纹菊饰与涉藏地区形制结合,拉萨曲贡带柄铜镜上的牦牛纹饰与华北青铜工艺交融,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互鉴。

出版策划过程中,我们刻意规避“民族文化展示”的常规路径,转而构建“文物-生活-共同体”三维框架:将文物还原于古人衣食住行(如茶叶传入西藏的考古证据)、信仰实践(如桑耶寺建筑中的汉印尼风格)、交通网络(“高原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使抽象的历史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场景。这种转化呼应了“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要求,也为大众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具象入口。

 

内容淬炼,学术深度与大众表达的平衡术

 

本书编纂面临双重挑战:既要确保11位考古学者的讲述的专业严谨性,又要实现大众传播的通俗可读。为此,编辑团队采取“三重转化”策略。

术语转化:将考古学专业表述重构为生活化叙事。如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黄金面具的考古类型学分析,转化为“汉晋工匠跨越帕米尔的技艺漂流”;带柄铜镜的冶金检测数据,演绎为“雅鲁藏布江畔的青铜铸造史诗”。

结构重组:原创“生息之所”(聚落遗址)、“物里同心”(生活器物)、“窟寺辉映”(宗教艺术)等6大主题,替代传统编年史框架。每篇以文物细节切入——如大昭寺鎏金银壶上反弹琵琶的胡人舞者、翡翠提梁壶的现代玉雕工艺——由微见著,展开历史全景。

视觉叙事:拒绝“插图配文”的简单处理。要求每幅图像承担独立叙事功能:西藏博物馆藏永乐敕书的龙纹与藏文题记同框呈现,佐证明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茶马古道地图与明代“信符”金牌并置,揭示贸易制度保障下的汉藏经济共生。为获取高质量图像,团队协调西藏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8家机构,对13件国家一级文物进行专业拍摄,确保纹饰细节的可读性。

 

编校攻坚,在政治敏感与历史真实间精准定位

 

涉藏出版无小事。为确保表述精准,实施“四维审校机制”。特别邀请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专家进行专项审读,对敏感表述提出修订建议。如在“藏王墓形制仿唐陵”后增补“体现中原礼制对边疆的影响”。

十年民族出版路,从古籍抢救到共同体建构,我们深刻体悟新时代出版人的使命——民族出版应是多维熔炉:熔学术严谨与大众需求于一炉,熔文化特质与共同体意识于一炉,熔传统载体与现代传播于一炉。《物里中华》的探索证明:当一件带柄铜镜能牵引读者感知汉藏工匠的协作时,当一片茶叶遗存可解码青藏高原与中原的血脉连结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便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可触摸、可共情的历史真实。出版于此,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基垒台的关键一役。

 

(本文编辑:周贺)